视觉中国 供图
老年人健身有着不同的逻辑和体系。当我们谈论这个话题时，恐怕不能仅用“时髦”来概括，它的本质问题是如何用更好的方式服务老年人群体。同济大学体育学科负责人、运动人体科学博士董静梅教授谈及长者健身房如何突破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。
城市周刊：在国外，商业模式的老年人健身房同样深受欢迎，您认为国内今后会开拓商业模式的老年人健身房吗？
董静梅：据调查，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3亿人，近50%老年人有规律运动需求，其中8.7%愿意为专业健身服务付费。中国老年人健身房商业化可以走“公益底色+商业可持续”的模式。
比如，公益底色的服务短期内可复制上海长者健身房“99元基础服务+增值服务”模式。中长期来看，需借鉴日本社群运营与欧美国家支付创新的形式。英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中有一种“社交处方”的项目，允许医生将患者转介到社区活动，包括体育锻炼、艺术和园艺等，以解决老人的社交孤立和慢性病问题。
这说明，多部门合作应对老年人健康中出现的挑战是有潜力的。比如，可将“运动处方”纳入医保报销目录，商业、保险等机构开发“健身+医疗”的复合险种，或者通过转化企业年金购买健身服务的支付方式，让老年人健身项目持续发展。
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长者健身房内景。
城市周刊：国内一些城市出现了给老年人提供健身和康养的上门服务，您怎么看？这种上门服务的形式会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吗？
董静梅：这种上门服务是比较创新的形式，也是运动康养“精准化+数字化”养老服务的未来方向，可以缓解一些独生子女对高龄老人的照护问题。上门服务可以覆盖居家康复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也是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相关通知中提及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”的运动康养服务的内容，是老年人康养服务个性化的一种趋势。
需破解运动康养行业的服务标准和商业运营的难度问题。比如，针对服务标准化问题，需提前建立《居家老年运动安全操作指南》，规范跌倒预防动作库、慢性病禁忌清单等。还要应对规模化扩大的挑战，如运营的成本控制、老年人的支付意愿等。
我认为，上海目前所做的社区嵌入式的长者健身房模式，可复制到家庭养老当中，同样需要政策保障与各种生态协同。比如，可以尝试推广到小区，以“物业服务+养老社区”的模式试点，由物业提供场地，对接养老长护险支付，优先选择老龄化率高、数字基建完善的社区，联合物业企业落地，开发“家庭运动健康包”，形成小区家庭的康养产品化思路。
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的长者健身房内，老人在专业指导下使用适老化的健身器械。
城市周刊：社区里的长者健身房是否可以推广到养老院或居家养老中？
董静梅：我认为可以。如果推广到养老院，这种照护就应升级为“主动健康干预”，可将养老院进行空间改造，与设备适配，如将传统活动室升级为适老化健身区，还应配备一些适合失能老人的低风险设备。同时增设健康监测角，接入养老院医护系统实时同步血压、血氧等数据。
另外，从服务模式创新上来看，可将运动处方纳入照护计划，结合慢病管理需求，如帕金森平衡训练、糖尿病有氧方案等运动处方，由运动健康师与院方医护共同制定干预计划。
如果推广到了居家养老场景的阶段，这便是我所期望的对于“最后一公里”服务瓶颈的破解，它通过轻量化服务进家庭。比如，提供便携体测仪（骨密度笔、握力器），再加视频指导课程，通过小程序扫码生成运动报告等，便可实现上门指导。我建议每周进行1次90分钟的定制服务，包括专业的跌倒预防训练、营养建议。
或许在不远的将来，老人们通过可穿戴设备可实时传输运动数据，得到相关指导，这也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终极服务模式。
（文内图片除注明外，均由采访对象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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